胡焯,男,1964年4月10日出生,江西永新人,汉族,中共党员,1983年8月参加工作,现任江西省南昌市委常委、公安局长、党委书记。
位于江西省南昌市城区中心地带的“五月花”酒吧,在当地无人不知,无人不晓,称得上是南昌娱乐场所中赫赫有名的一个招牌,每天顾客络绎不绝。
“五月花”如今已关门停业,昔日的喧嚣归于沉寂。“五月花”酒吧怎么会关了门呢?居民们听说它“犯事”了,但具体犯了什么事,他们谁也说不清楚。实际上,“五月花”的取缔,直接与一个人有关,他就是南昌市委常委、公安局局长胡焯。
2004年底走马上任的胡焯,干吗要跟一间酒吧过不去呢?
“五月花”酒吧于2001年开张营业,短短几年时间,便在南昌打出了所谓的名气。这实际上靠的是一种非正常的手段:它能够让来这里的人获得更大的刺激,这种刺激,并不仅仅来自于强烈的音乐,更多的来自于一种让人疯狂的东西。实际上,不光是“五月花”,在南昌市其他一些娱乐场所,服用摇头丸、摇头水这类毒品,已是一种半公开的秘密。
针对这一情况,南昌警方进行了多次查处,但他们很快陷于“屡打不绝,屡禁不止”的怪圈,常常是警察接到举报,赶到现场时,发现并没有毒品,但警察刚一撤走,毒品又冒出来了。这是一场斗智斗勇的较量,作为南昌警方的领头人,胡焯不相信摆脱不了这一怪圈,他决心铁腕禁毒。
为彻底掌握娱乐场所毒品情况,胡焯决定亲自对“五月花”等几家酒吧、歌厅进行暗中摸底。在这几家娱乐场所中,“五月花”毒品问题最为严重,胡焯因此把打击重点锁定在了“五月花”。
为确保成功,胡焯专门选调特警执行前期侦查任务,因为他需要确定,“五月花”真正的经营者究竟有几人,其内部是否存在供销毒品的网络。此后几天,特警队员着便装进入“五月花”进行侦查取证……
充分掌握证据后,胡焯决定对“五月花”采取清查行动。在一天深夜,上百名特警冲进“五月花”,一举端掉了这个吸食毒品的窝点。
铁腕禁毒已见成效,如今的南昌,夜晚的霓红灯依然闪烁,喧闹的游乐场所内,依然人头攒动,没有了毒品的诱惑,人们享受的是一种健康的快乐。
生活在城市里的人,大多受到过丢自行车的困扰,有人说过,没丢过自行车就不算城里人。这话虽然是玩笑,但并不夸张。
余康凤,南昌市民,2005年之前她就先后丢过三辆自行车和一辆电动车。车丢了找不回来,余康凤只有自认倒霉,去年,她又买了一辆电动车,可没两个月,这刚买了没多久的第五辆车又丢了,家里人埋怨她怎么总是丢车,这让余康凤觉得挺窝火。
余康凤的情况很有代表性,虽说一辆自行车不值几个钱,但总是丢车,会让老百姓对周围的治安产生怀疑,进而对民警产生抱怨。
胡焯因此决定,把打击自行车盗窃行为作为南昌警方的一个工作重点,他提出不光要打击作案者,还要力求把赃车尽可能追回来。
前后丢了五辆车的余康凤,最近接到了派出所打来的电话,对方告诉她,她两个月前丢的那辆电动车,警察现在找到了,她可以随时到派出所领取。同余康凤一样,还有许多群众在派出所里高兴地领回了自己失而复得的自行车。
这是一家人离散了11年后的团聚,促成这次团聚的是派出所的几个民警,这件感人的事发生在2007年的6月。
那天凌晨2时,两名派出所民警在南昌抚河公园例行巡逻,他们注意到,公园树丛中躺着一个衣着不整的年轻人,显得有些可疑。两名民警于是把这个年轻人带回了派出所,经过核实身份,确定此人只是一个身无分文的流浪汉。当时已是凌晨4点,考虑到这时让年轻人离开,他也无处可去,民警于是泡了杯茶端给他,主动和他聊起了天。在交谈过程中,民警感觉这个年轻人似乎有什么隐情。在民警一步步开导下,年轻人终于敞开了心扉,他说他自己曾是个大学生,因为一件小事,与父母发生口角,一气之下离开了西安的家,到处流浪,到现在已经有11年未和家人联系,家里的地址、电话号码,他也都记不清了。
最后,民警想尽各种办法,终于联系上了年轻人的父母,当民警告诉他们“儿子终于找到了”的时候,电话那头传来了激动的哭泣声。
这分散11年后的团聚,看似巧遇,实际上得益于南昌警方2005年以来实施的新的警务机制,新机制要求民警进一步强化为老百姓服务意识,而它的倡导者,就是胡焯。为了便于理解其核心内容,胡焯把“有困难找警察”这句耳熟能详的话,改为了“警察找困难群众”,几字之差,反映出的是一种新的执法理念。
新的警务机制在南昌实施两年多来,已经收到了显著成效。城市街面犯罪率逐年下降,百姓对警方的满意度逐年上升,南昌的警民关系形成了良性互动的局面。同时,南昌警方涌现了“任长霞式的公安局长”万凯、“全国优秀社区民警”陈勇琦、江西省公安机关惟一被国务院命名的“人民满意派出所”筷子巷派出所等一大批先进集体和个人,南昌的公安工作走在了江西省的前列。(来源:人民公安报 宗边文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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